手持香炉的供养天女 初唐329窟常沙娜作品

　　欧大旭作品横跨马英／马华，以及将“后进”／“先进”经验混淆在一起的“杂糅性”，为我们从域外观看新世纪巨变中的上海景观和上海形象，提供了一个相当有力且极其独特的位置。

欧大旭小说《五星豪门》

一、作为“反派城市”的“上海”

　　英国《独立报》曾经有这样一段看似奇怪的评论：“倘若上海官员想找得奖作家创作优美诗意的文字以吸引观光客与投资人前来中国（及全球）最大的城市，他们最好别联络欧大旭……作者笔下并没有任何平板粗糙的角色麻烦，他以引人入胜的同情笔触，描写他们追求快乐但最终一无所获的过程。若要说书里有谁是反派的话，那就是这个城市，以及城市氛围中无可逃避的冷酷贪婪。”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说法，是因为欧大旭的小说《五星豪门》，透过五个截然不同的马来西亚华人声音，巧妙展现了今日上海的勇气与都会繁华风情，描绘了马来西亚新移民在全球扩展最快的城市中的多重样貌。

　　欧大旭笔下的上海依旧是上海，但他更多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资本流动导致城市景观变化和人们生活空间变换更新，尤其是新移民在上海这座日益占据东亚重要位置的跨国城市中经历空间争夺和改写，人们的生活状态急剧地发生变化的过程。正如他在小说的序言中所说：“之前我想写本小说，内容是关于现代亚洲企图改头换面，以及在这过程中，亚洲如何与自己的过去交涉对话。这些是我起初构思时的巨大想法，但不久后，我所观察到的细微而亲密的凡人故事，便将这一切都囊括进去。我遇到的外地人吸引着我——来自福建的女侍、新疆的串烧摊小贩、菲律宾的女性精品店上海经理。这些人努力想在这世上、想在远离家乡之处，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当然，我明白自己会对这些外来移民的故事和奋斗之所以有兴趣，其实与我自己的情况有关。”

　　2009年，欧大旭受上海作家协会的邀请，以驻市作家身份参与了当年度的“上海写作计划”，在上海的短暂生活激发了他的文学灵感，他决定创作一部以上海这座城市为题材的小说，也就是后来的《五星豪门》。用英文写的《五星豪门》2013年在英国出版，2014年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中文本。在这种跨语际的书写和翻译中，欧大旭的小说尝试进一步超越马来文学、马华文学和马英文学，探索更多的可能性：通过新移民眼中本国／境内与在地国／境外的相互凝视，本土与异域、自我与他者相互对抗、彼此渗透，上海城市空间不仅呈现为一种更为震惊性的体验，而且成为一个全球身份政治极其复杂的“接触地带”。在这部小说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上海的枢纽地位，占据了观看巨变中的东亚城市景观最有力的战略位置。而作为马来西亚作家，欧大旭对上海城市的全新观察，可以说是他对东亚城市书写最重要的贡献。

二、“离家很远”，离“成功”很近？

　　《五星豪门》中的五个人物，最具有符号意义的是来自马来西亚乡村的年轻女子妃碧·陈爱萍，小说形容她在马来西亚住的小镇，生活方式50年来没有多大改变，也或许永远不会有所变化。妃碧花了好几周才攒够飞往香港外加一点可以转往深圳的机票钱，踌躇满志来到中国寻梦，妃碧满脑子都是如何改变自己的外貌，将自己装扮得光鲜亮丽，一心一意研究找到男人的新方法，只想勾上一个有钱人。妃碧有本自我传记名叫《我的秘密自我札记》，记录了她内心的隐秘和种种向上的冲动：“我一定要改进外形；我一定要放胆穿得像个荡妇。我一定要运动健身；不容许自己变胖。睡眠——一天五个小时就够了。我一定要时时刻刻改进自己，我一定要练习英文。”从语言表达到文化素养，从行为举止到职业范畴，从情感依托到身份所属，都无法避免新的权力空间的影响和价值的冲突和对抗，在生存环境、人际流动的变迁中，城市的进入者都在不断寻求新的自我理解、自我表达。而这种力量，似乎正和上海上世纪那种开放、创新、能屈能伸的冒险家般的移民者传统构成了呼应，充满了梦想和生机勃勃的精神。

　　这位外国移民者眼中的上海是一座西化到了难辨认的城市，于是外国人认知经验中的事物都可移植到当下的上海空间中：“她做了决定——这决定很容易：她要利用华特，能用多久就用多久；她必须心狠手辣。她会接受精品皮包、意大利皮鞋、英国雨衣和来自香港的珠宝这些赠礼。她不只要好好享用高级晚餐，还要善用这些机会了解他说去过的欧洲国家。她仔细聆听他说的旅游经历，像是在罗马迷路，以及站在埃菲尔铁塔上看到的景色。”为此，她还特地跑去学习了法语，坚持要华特带她去西餐厅用餐。“她比较喜欢威海路附近、外埔或浦东饭店顶楼的高级欧式餐厅，那里有能欣赏城市风貌的景色、灯光高雅、侍者打扮整齐。”上海仿佛成为了一座在混乱和永恒变动中从未停止自我更新的一台机器。上海地标空间所具有的景观价值和“国际化”指称成为烘托场景气氛、提高观赏度的筹码。上海地标空间已经被抽空了历史的纵深，脱离了原地域的文化因素，成为可被任意移植和拼贴的景观符号。小说主人公的移民生活情境，经由文化想象的力量，迎合了某种特定的凝视，每个人都在人前极力做到高尚体面，占据并消费着城市生活的摩登光影。在欧大旭笔下的移民者眼中，上海城市空间被抽空为一种“国际化”的、浅显易懂的形式感，仅仅呈现为一种全球城市的摩登氛围。

　　对妃碧而言，在上海的真实感受和她喜欢的那种魔都幻觉都是属于她眼中上海的一部分：“不过，她还是说了起来。说到这个城市生活的艰辛、上海人的冷漠、孤单、离家很远。”在和华特的相处之中，他们真正有了一种他乡遇故知的熟悉感。华特和妃碧自然而然有种共同的特质，对他们而言，离乡情怀，并不锥心刺骨，但是在精神和文化上依旧依恋故土；又因为无法实现理想的双重归属，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陷入多重身份的复杂的矛盾冲突中，从而对故乡的凝视就多了几分夸饰和感伤。“‘我的家乡，’他静静的说，就像平常跟她在一起变得很感性时一样，将声音压低。‘离上海有千万里远。乡下的马来西亚真是坨屎。但会让你坚强起来，会改变你，但即使如此，你永远不会真的改变。你懂我的意思。我知道你懂——所以我才觉得跟你很亲近，因为我不必向你解释自己。’”

　　然而，这一切最终被证明是幻梦一场，城市并没有向这五个移民开放。生活在底层的妃碧始终是“没有身份证”的人。盖瑞的走红像流星闪过，他曾是个22岁就喝过1000美金香槟的超级巨星，然而他的内心始终是个小镇流氓，一个永远无法改变的恶棍。看上去上流社会出身的贾斯汀、英徽和华特都是社会的主宰者，然而他们的命运同样是上海的“异乡人”。英国名校毕业的英徽在上海是一枚“剩女”，她的努力和成功在城市伪善面前显得那么不堪一击；失败的贾斯汀陷入了精神的恍惚，躲进城市阴暗的角落，而“五星豪门”华特施展骗术，凭空建筑出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好假象，这座城市中的海市蜃楼从来都是请君入瓮的地方。

三、“身体”永远有一部分在“别处”！

　　作为马来西亚作家，欧大旭的写作必然和马来西亚的历史文化密切相关。在这部描写马来西亚新移民在上海的小说中，几位主人公的身上都或多或少凸显了自己的母国认同，而这一认同既是真实的，也是想象的。欧大旭曾说：“《五星豪门》中的人物——妃碧、盖瑞、英徽、贾斯汀和华特——是我在上海观察到的人给我灵感而创造出他们，但这些也是与我一起长大的人：未曾享有我所得到的优渥生活和机会的亲戚；生活与我交迭相织的女侍、摊贩和扫街人，他们的面容是我孩提时习惯见到的。他们现在全都在国外生活工作，他们身上永远有一部分留在另一个国家。透过生活重建自己的道路，他们令我想起自己的家族史，记起我的祖先在将近百年前踏上的旅程。”

　　五个主人公自从踏上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似乎都未彻底逃离以前的生活，以为是永远抛下，但始终活在马来西亚的回忆里。盖瑞是那个边远“小镇流氓”，贾斯汀背负家族嗜血的基因、资本的原罪和沉重的遗产，英徽内心始终是那个有着嬉皮风格、游走于伦敦和吉隆坡的天真小女孩。贾斯汀、英徽和华特的故事是马来西亚华人家族历史的缩影，只是前者代表着华人精英与马来西亚现代化的历史，而后者则表征了底层华人移民的创伤史。华特的故事夹杂在其他四人的故事之中，他的致富经是几代华人移民的创伤经验的总结：底层华人的发迹困难重重，根本无法与贾斯汀、英徽家族为代表的强大政治势力和商业集团抗衡。华特的上海计划是历史恩怨的继续，他不仅制造了与英徽和妃碧的双重暧昧，以开发历史建筑的名义骗走了英徽的商业贷款，贿赂地产开发的政府官员，最终导致了贾斯汀家族的破产。

　　历史纽结成为奇妙的循环，而上海的崛起成为马来西亚历史的镜像。五个人的个体体验夹杂着族群的历史，人物的遭际和社会的变迁隐喻了马来西亚的现代史及其文化政治，极具反讽的意味。在上海计划遭受重创后，贾斯汀就搬去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公寓并且和家人中断了联系。“当他闭上双眼，他能看出摩天大楼的顶端，一根尖锐的棍子长长伸进天空。似乎不只固定在空间，有固定在时间里，金属光芒穿透不了日、月、年的流逝。而他心想，我现在自由了。”那种激烈昂扬的氛围仿佛一下子都失散掉了，被时间、空间打散掉了，仿佛那股魔力不停集聚、模模糊糊，然后又瞬间散佚。以至于上海魔幻般的现代运转，又何尝不是一种移民者的乡愁？

　　伴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上海不仅在华人都市的序列中独占鳌头，书写着新的“双城记”或“三城记”，而且在跃居新的全球城市的同时，重构了与东亚／东南亚城市在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社会结构上的关系。欧大旭的上海书写，一方面依然保留了观看上海的西方视野——包括其英文书写以及引起英语文学世界的高度关注——另一方面则从比较“后进”的东南亚都市视角来观看上海，为把握上海在新世纪的“都市形象”变化提供了难得的个案——其作品回译成汉语并在上海书写的序列中被阅读，同样标示出欧大旭作品横跨马英／马华，以及将“后进”／“先进”经验混淆在一起的“杂糅性”，为我们从域外观看新世纪巨变中的上海景观和上海形象，提供了一个相当有力且极其独特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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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芸(华东师范大学博士)

来源｜联合早报

编辑｜郑海容

编审｜吴潇岚